Author Archives: sunnyx1222

说反省，咱就得真的检讨一些。 ————————————- 先来看几个小问题。 问题一.在一场赌博中，当损失了一笔钱后。你会用一场更大的赌博来追回这个损失么？ 另一个问题，在赌博或投机行为中，损失了100块。和从来就没有拥有过这100块。对于你的总财富来讲，有区别么？对你的心理呢？ 再看一个问题，25块买进的现值20块的证券，与15块买进的现值20块的证券（假设这两种证券高度相似），对你来说，其价值有差异么？ ————————————- 如果你的答案是有区别。那么，你不是一个专业的赌徒。并不适合投机行为，不应去奢求过高的风险溢价。ps,这里仅讨论赌徒心理，并非赌徒的行为，专业的投资人不可有赌徒的行为，但需要有赌徒的心理素质。专业的赌徒总比不专业的赌徒能笑到最后。 理性的看待，不管投入多少，价值20的证券，就是价值20，就应该按照20的价值处理。淡开一笔，不光对有价证券，人生中的任何事情莫不如此。学问，事业，感情，爱情，婚姻，家庭。是多少就是多少，是怎样就是怎样。你的投入只有自己在乎，对事物本身的价值没有影响。其价值，只取决于机会成本。所有的投入，均应计入Sunk costs（沉入成本），与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回归主题，对非专业的赌徒，所能够承受的风险，并不只是模型本身的风险，不只是标准差，不是β系数，更不是指你的胆量。回到问题一，如果这个损失是100块，你怎么选？1万块？100万？是你10%的财产？30%？80%？对你的决策有变化么？ 于是问题简单了，组合的标准差和β系数也好，套期保值也好，对冲也好，都建立在绝对理性的基础上才有意义。期权模型也是。而你所能承受的风险，除开模型本身风险，还取决你所能理性面对的损失的程度。 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你所能理性面对的Sunk costs，加上你实际的承受能力，决定你所应当要求的风险溢价。无偿口的套期套利，有偿口的固定收益，组合，对冲保护性看涨／看跌／小幅／剧烈波动，无保护股票，乃至单边期权，风险/收益从下至上，其实都没本质差异。 嗯，一点点心理问题，先总结到这里。这里只讨论心理，至于各种回避风险的方式，书上有。　PS，做分散的价值投资组合也不错，理论上应该比SP500跑的快。 ———————————– 一点插曲，我国计划股票期权交易已很久了，还记得我2004年在武汉大学拿金融学位时的论文，就是关于开放股指期权期货的可行性分析。 那么，在一个内幕交易和人为操纵获利不违法不追究的环境下，开放期权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呢？举个例子。 假设期权价值仅仅按其实值计算，类似按欧式期权到期日当天的交易，排除期限的溢价。 假设某公司现股价25元，总流通量1亿股，某大鳄斥资10亿建仓40%。对于25元的股价，当日26元的Put的实值(In The Money)应为1元。假设该大鳄花费2亿，购买了2百万份合约(１合约＝100股)。建仓成本12亿。 然后，该大鳄抛售打压股价至24。那么26元的Put的实值变为2元。 这一笔，收益计算如下： 股票收益：-(1/25)*10亿=-400万 期权收益：2亿 总收益率　16.67% PS，仅仅这样么？从25抛到24，需要全部的头寸么？抛的时候谁接的盘？自己接的？套现后里马反转做Call呢？ 这样可比以前操作起来方便了。 一句话听来得话，＂20%? 20%收益的生意谈都没兴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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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汤圆已学完了《三字经》，《道德经》，《大学》也已经快讲完了。中国厉害已从鸿蒙初开至封神之战的神话时代，讲到了隋唐。宋代史因为涉及到对朱夫子的评价，所以准备放到四书之后讲。最近与我汤圆一起讨论，相互印证，常常有所得，这些启蒙入门心得就拿出的与大家共享。我家汤圆记忆非常清晰，思维异常敏锐，不愧是天下第五聪明人。———— 道者，天之规；德者，人之则。所以，德即为天地的规则的人类社会中的投影。德，人之道也。 是故，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明德，与人而言，即是天地间至大的学问。这这里汤圆同学指出来，三月前讲人之初的时候有错误，善恶并非是由圣人来分，是非也并非由圣人来断。圣人只是道出德的重要，指出了明德的方法，然后把自己的体悟告诉世人而已。天道恒常，是以在完全隔离的文化背景下，也会有大体相同的善恶观。天道恒易，是以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所适宜的价值观是非观也不尽相同。 既然圣人口中的德，是圣人自己有限的体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 圣人并未治国，故不敢称明德。所以，圣人没错，朱夫子也没错。但把朱夫子的体悟奉为至德，把朱夫子的注解奉为金科玉律，就错了。朱夫子走上神坛，中华文化也就进入了数百年的黑暗期。 如何可以明德呢？《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又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于是乎，在悟道与悟德上，三教有其相通的地方，即一个“静”字。本人在十年前写的一篇《道德经》心得－－《漫品道味》中，对这个“静”字有过简单的论述。《庄子·天道》篇说：“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饶心者，故静也。”。可见，此静，非枯井死灰之静，乃是天地浩然静气，是万物不侵，诸相不染的从容。 至于致静的方式，各家就有所不同。道家由道明德，“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注，此乃正宗的汤圆的字“一二”的来历，表再说“孙一二”这名字没文化。哈哈），其讲究的是万化其宗，宁静自然。而儒家的说法是，知之至，则心静。佛门大道三千，则另辟蹊径，讲求斩断尘缘，摈弃外物，把所有的input都block掉，视万相为虚妄，自然万法不沾。 天之道，以易为常。是故圣人之道，当取法天地，取法天下，体悟人心，不可只抱几部经书。 DONE!

  Quote 北大社会学系主任马戎:反思中国1949 年后民族政策   原文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摘选 中国1949 年后实施的民族政策 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迁中,虽然也有过短暂或局部的反复与曲折,但是发展方向的主流始终保持着把族群“文化化”的基本理念及以“文化”为核心推动各族群的“自然融合”。这个历史进程一直延续到20 世纪40 年代。 1949 年全国解放后,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氛围中,中国政府不得不与苏联结盟。我国在社会组织、经济制度等各方面都参照了前苏联的做法,在民族问题上也采取了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一整套措施。 首先,20 世纪50 年代初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先后正式认定了55 个少数民族。这样就把一些处在族群边缘的“模糊”群体“识别”为独立的民族。通过“民族识别”工作和户籍中的“民族成分”登记制度,使族群之间的边界明晰化而且使每个人的“民族成分”固定化,“民族”边界清晰化,从而强化和固化了人们的“民族意识”。 其次,对所有少数族群都采用了“区域自治”制度以保障各族群的“政治权利”,1949 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的多民族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先后陆续成立了5 个省级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30 个自治州和120 个自治县(旗) 。 第三,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对少数族群实行优惠政策。对于在当时情况下确实需要保障其某些政治权利的一些族群与地区(如西 藏的藏族) ,这些政治措施在当时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但是与此同时,也把一些原本已经没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族群(如满族) 也“政治化”了。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族群与地域正式挂起钩来,使各个少数族群获得了某种独立的政治身份、政治权力和“自治地域”,确保了“少数民族在自己的自治地区内当家做主”,确保了在行政体制、干部任命、财政管理、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少数族群可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优惠政策下得到较快发展。但是在这些制度的建立和推行的过程中,当我们以族群为单位强调政治上的“民族平等”而不是“公民平等”时,当我们以族群为单位从制度上保障少数族群各项政治权利时,也不可避免地把我国的族群问题“政治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一些族群向加强其“民族意识”的方向发展 应当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相关的各项政策执行了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各族干部和人民的拥护。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在财政、物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大量补助,在各项税收和提供贷款等方面给予特殊优惠,在计划生育、儿童入学、就业、医疗、上大学、干部提升等许多方面给予少数族群成员以优惠待遇。培养少数族群干部是建国以来我国党组织和政府机构干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少数族群学校和大学,成为培养少数族群干部的主要机构。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各级行政部门的主要官员,必须由当地少数族群干部担任“, 民族成分”也因此成为这些地区选拔党政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以上这一系列以少数族群为对象的制度性安排和各项优惠政策在推动我国各少数族群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各族干部群众的“族群意识”依然保持并在这些制度与政策的环境下有所加强,在一些族群的部分成员当中也出现了“族群意识”向“民族意识”转化的现象,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和一系列制度化措施与政策,实际上继承了晚清革命党把族群“政治化”的思路,把“中华民族”和56 个“民族”都看作是某种政治实体的表现形式,前者以国境线为国家边界,后者以“自治地方”为族际边界,两者虽然层次不同,但是基本思路相似。在对这些“民族”进行“识别”并确定了各自的“自治地域”之后,就开始有意或无意有选择地搜集和利用各种“史料”来构建“民族”话语,包括在对史料进行重新诠释的基础上构建“民族历史”,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 今天我们提出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思路,也许可以说是对传统“中国文化主义”族群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进入21 世纪后,我们很可能还是依旧在“中国文化主义”族群观和“民族主义”族群观这两条“复线”的历史轨迹上交替行进,在行进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探讨和争论,当然,最后这些争论的正确与否都会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并作出判定。 中国政府采取族群问题“制度化”的措施,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和50 年代苏联的影响外,其他外部势力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少数民族问题始终是西方国家批评其他国家的核心议题。面对西方舆论批评和外交压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政府也在努力提高本国少数族群的“政治地位”并使他们得到更多的政治权力,而这些措施将有意或无意地使本国的族群问题“政治化”。这些国家的政府期望通过这些做法来平息或缓和西方国家的批评,但是其结果最多不过暂时缓和了外部的批评,而少数族群在新的政治基础上会不断提出新的政治要求,而且这些要求也将毫无例外地将得到西方国家的全力支持。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本国族群问题上所做出的政治让步非但没有缓解国内的族群问题,反而使随后的“民族分裂运动”具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反藏独宣传斗争纲领   背景：近日世界各地各主要城市纷纷展开抗议藏独的游行，各个高校也纷纷组织起有关我国西藏问题的讨论和辩论活动。也有不少朋友因为无法有力的说服周围的人而陷入苦闷。本人近日也看到了不少网友的疑惑与求助，今特制本宣传纲领，希望能够提供点帮助。   核心：西藏问题之于中国内政的核心权力斗争，战略意义和国家统治的稳定。西方国家以西藏问题指责中国的核心在于其因中国相对高速的发展，对其国际权力，国际影响力造成的逐步压制而产生的恐惧滋生的反华倾向。是以权力斗争为核心，意识形态冲突为表面（参考：“民主，就是不要高效率”麦迪逊，美国建国先贤）的冲突。然而，这种猴丛林时代的国际规则却是一种潜规则。不适应于做为公开宣传的材料，任何人也没有必要以此为论点。因为懂得这个核心原因的西方人，要不闭口不言，要么根据自身立场坚持以人权、人道为武器进行攻击。   目的：明了了西藏问题的核心，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进行反藏独的宣传其目的在于说服我们周围的，被他们自己国家以人权，人道蒙蔽的西方普通民众。从而使我们大家的生存环境更加宽松一些，也可以进一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舆论。首先要说明的是，任何妄图改变、影响西方主流观点的尝试，都是天真的、不切实际的妄想。即使在现在的网络时代，民众与主流权力所有者话语权差距相对缩小的情况下，普通民众的影响以还是绝不可能与以财团、媒体、政府为核心的权力机构相提并论。也许，在以后的某一天，任何一个普通民众都能与权力机构有相同的话语权。真正的民主意识才会产生。（参考，本人文章：。。） 宣传纲领   概述：反藏独的宣传核心在于三个基本点，也有三点需要注意并回避的地方。 三个基本点：一，揭露达赖及其集团的邪教本质和欺骗本质。西藏问题与宗教无关，达赖集团才是宗教自由的破坏者。达赖集团并无资格为西藏代言。二，揭露达赖集团的利益根据，并根据此来推断铁杆藏独支持者的数量。同时因为现阶段无法统计独立倾向的多大多数西藏人，可根据利益原则合理的估计其政治倾向。三，关于西藏人民的定义。任何户籍居住地在西藏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居民，都属于西藏人民。达赖集团的”大西藏“概念，以及任何认为藏族人才是及全是西藏人民的说法，都犯了种族主义的错误，并有种族清洗的倾向。是不符合国际规定和国际原则的。 三点回避点：一，以历史根据来论述。历史上内地与藏地分分合合本就是笔糊涂账。且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过被占领、被殖民、独立的建国历程。即使历史分析成立，也无法说明西藏属于中国的必然性。二，以西藏现阶段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独立后可能的倒退来论述。能否带来进步和发展，与是否应该独立无关。参考“大东亚共荣圈”概念。三，以民族渊源与和谐来论述。民族渊源，民族关系一样可以是国际关系。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正文：   一，达赖及其集团的邪教本质和欺骗本质。   科学与宗教的显著差异之一在于是否有绝对权威的存在。邪教与宗教的显著差异之一在于是以某一种思想为第一权威还是以某一个人为第一权威。即，是否有活着的神。在现今世界的任何一个真正的宗教之中，都没有一个活着的绝对权威的存在，即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直接代神行谕。根据教义质疑任何大师和团体的行为，都被允许普遍存在。同时，任何大师或者团体都必须根据教义来解释并说服信徒去接受。一旦任何一个拥有绝对权威可以代神行谕的活人出现，则宗教也会很快蜕变为邪教，如中世纪的欧洲。 西藏的宗教集团，通过以“转世”的名义不断树立起活着的神，并以此来愚弄西藏教民。达赖喇嘛就是被树立起的“活着的神”，说句笑话，这叫达赖往这一站，就是一个政府。从1391年至今617年，通过“转世”的名义树立起13位达赖喇嘛，现今为达赖十四世。在此我们姑且先不质疑世界上是否真的存过“转世”这种事情，尽管在科学界和很多宗教里面并不承认这回事。但我们可以质疑，本身自己并不是神的喇嘛们，是如果能够有能力发现神的转世？并且延续千年不出差错？为何不是神的转世主动出现，而是必须由本身不是神的人去寻找？神的转世为何又没有什么神性？所有所有一切关于寻找转世的过程，没有任何透明性，公开性，也没有任何可以遵循的规则。完全由一个封闭的由高级喇嘛组成的委员会决定一切。 达赖所宣称其拥有的一切：西藏的政治、精神领袖的地位，财富，金碧辉煌的宫殿，信徒和权利全是由“神的转世”这种骗术而来。在此，我们并非说所有宗教都是骗人的。但我们要是，达赖喇嘛的一切都是由行骗得来。同时，说信徒自愿相信就是合理的说法是及其荒谬的。所有在某种骗术中受骗的人，都是自愿的，不然就不属于骗了。试问，如果有骗子的大家上行骗，警察应不应该管？有没有权利管？非法所得有没有必要没收并退回给受骗者？ 为了延续在西藏的骗术，达赖及其集团以迫害宗教自由和教育自由为手段来蒙蔽西藏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规定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拥有自主信仰任何宗教的自主权。但达赖集团通过迫害教育自由为手段来限制西藏人民的宗教自由。数十年以来，西藏的喇嘛们一直致力于抵制中国政府在西藏开办普通教育，要求恢复寺庙教育。其目的是封闭西藏人民的视听，妄图让西藏所有的小孩子，要么不读任何书，要么只能进寺庙跟喇嘛们学习佛经。同时还限定寺庙的规模，使得即使是宗教教育，也只有极少数人接受。因为相对于受过宗教教育的人，完全没受过教育的人更好欺骗。而且，只允许少数人能够继承喇嘛集团的统治。不然，喇嘛又由谁养活？这种迫害宗教及教育自由的事情，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绝不被允许的。 故此，达赖及其集团并非能够代表西藏。我们也绝不承认、容许达赖集团有任何的资格来代表西藏。   二，关于独立倾向的西藏民意分析。   十九世界五十年代以前，西藏社会为农奴制。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当时西藏的这种农奴制度下，不到5%的喇嘛和贵族拥有西藏全部的财产，包括土地，资源，人口甚至生命。喇嘛和贵族对于农奴的生命和身体任何不分拥有绝对的所有权。其间种种残酷的事实，如用从活着的大人和小孩身上取下头骨、剥下完整的人皮做为祭器，由多方资料可以说明，不再多言。 做为这不到5%的喇嘛和贵族，因失去了他们以往在藏区的权力和利益，故拥有强烈的要求独立西藏恢复以往“好时光”的动力。而在这5%当中，以十世班禅为首的班禅集团，因为其于政府的广泛合作，而决定站在政府一边，坚决拥护统一，反对独立。按照班禅集团与达赖集团历史上势力相等的估计，再加上班禅集团长期在国内，在西藏，在藏人中活动，故班禅集团现在在影响力要略高于达赖。如果一来，铁杆支持西藏独立的藏人（注，与西藏人民概念略有不同）只占所有藏族人中不到2%。 关于西藏地区其他藏人的独立倾向。现阶段，没有条件也无法在西藏以全民公投的形式来统计藏人的政治倾向。在缺乏统计数据，也缺乏足够强有力的事实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根据利益原则对大多数藏人的政治倾向作出合理的估计。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藏取消了农奴制度，建立共和制。任何藏人都拥有完整的公民权力，包括人身自由，宗教自由和教育自由，藏人也同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同时，政府每年在西藏投资几百亿美金，用于修建学校，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同时改善人民的生活。除这数百亿的无偿公益建设，每年以个人、集体或国家名义的投资、贸易和旅游构成了西藏几乎全部的财政收入也极大的改善了藏人的生活状况（可由多方资料佐证）。而西藏一旦独立，则所以的政府援助必定失去，其他的投资及收入必会极大的衰减。因此，我们可以据此做出合理分析，绝大不分藏人是坚决对反西藏独立一说的。 实际上，结合现在西藏人口的组成成分。实际支持藏独的人数，会在少于2%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   三，关于西藏人民的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1949年成立，并于1950年开始对西藏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和管理。至少已有50余年。目前在西藏地区，藏族同胞约占比例为90%，其他民族越10%。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规定，任何户籍所在地为西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应属于西藏人民。即户籍所在地为西藏的其他民族拥有与户籍所在地为西藏的藏族同胞，对于西藏事务拥有完全一样的权力。同时根据主权法例，任何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不限西藏），对西藏事务均拥有表达意见的权力。 任何有关只有藏族人才拥有对西藏问题表决权的说法，是荒谬的、不合理的、违反国际公约的。这种说法犯了不能容易的种族主义，并有着种族隔离和种族清洗的倾向！试问，拥有外国籍的藏族人士如果拥有对西藏问题的表决权？混血的藏族人的权力由谁来赋予，中国政府还是达赖？另外，一个问题，美国人是谁？ 据此分析，如果完全由西藏人民对西藏问题进行表决，独立支持者大概为1%左右。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支持西藏独立的人口比例大约为0.002%。因此，在没有绝对事实的佐证下，西藏问题没有进行公投表决的必要，任何对西藏进行公投表决的要求都是粗暴的，没有任何根据的。   常见问题回答：   1，关于3.14西藏暴力镇压 … Continue reading →

王MM的文章，对在美国读大一的女生本不该说，不过对于21岁的人。。。。   1，对于你的公开信   也许你从未读过古文，但我还是想说，你把人尽皆知一些话，拼在一起还不加引号，你觉得有意思不？前言不搭后语的，有意思？自己的话基本没有，你觉得可以显出你的文字？另，那一堆话，在区区看来，被你一引出来，很明显句句你根本都不甚明了字面的意思。更不谈引文的整体思想，和作者的意图。 那你这么鼓捣一通，究竟是什么心理真以为大家都不知道么？   2，对于你的能力   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你所谓的为政治而生了。如果政治就是开开会，哗众取宠下，嘴巴指挥大脑一下。老耽同志的无政治理想早实现了。别不服气，给你分析分析： 一，你连话都不会说。 口才第一条，懂得什么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口才第二条，大脑指挥嘴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口才第三条，决定你说话的从来都是你的立场，而非你的想法。 二，谈谈你感兴趣的政治，只谈谈最最基本的东西，其它的你理解不了 政治第一条，懂得你自己的所代表利益在哪里。你代表ZD，能为你在美国ZD圈和反华圈带来什么利益？也许你认为站在国人对立，能凸现你。可是你认为在美国反华圈你有多少空间？或许你想做为一个中国人来反华，OK，结合第二条看。 政治第二条，明白你自身的价值在哪里。你若连在美国玩政治，你最大的核心优势，核心价值是在于你是华人这一点都看不清楚。你。。。。 唉。。 三，谈谈你的政治之路 不谈你是做为第一代移民，即使是多代的ABC，只要你还是黄皮肤。在美国像希拉里一样玩美国主流政治，是不可能的。 而在美国想在美国政治有所进展，唯一的路，是为华人利益代言，以华人为根基，这才是你天然的政治资本。只有这条路，你才有机会玩美国政治的边缘政治。 你今天的选择，若想此生有任何与政治相关。恐怕只剩下在美国做玩反华的中国政治了。如独轮运之流，可你一没有参加民主运动的资历，你现在也没这机会了。二没有少数民族和台湾背景。独运的前途是没了。 估计你去当大法弟子？或是整王伪政权？流亡政治？ 唉。。。

小弟也当过一段时间的CCSA主席，平时被骂得还好，卸任时被骂了下。理由：没有搞民主。 按俺们学校的传统，因为中国学生不多，一般CCSA主席的产生，都是由前任主席在于接触中，选择为人处事都比较得体的心胸也开朗，能力的相对较强的。然后各项活动中小动员下去帮忙，然后在换届的时候，大大的动员一番，无所不用其极的动员其当下届主席。 大家都在学校混过，扪心自问下，有多少非常主动愿意去做的这个主席的？谁都明白干好自己的事情，找好工作，业余参加参加活动，打打工，对自己更好。 于是真正有能力的人，即使不排斥做CCSA主席，却也绝不会那么主动。反倒是热衷于装B的，热衷于跟大使馆配装孙子为荣的会很积极。当然，这样的人很少，但人口基数一大，就成为必然，比如哥大。 于是乎，真选举了，会是什么情况呢？ 1，被普遍认为比较有能力的，却不很热衷：哦，有人愿意啊，就让他当吧。我就算了。。 2，想积极显一把的，往往会特主动去拉支持。 3，说说识人。作为学生，没有义务，也不是人人都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另外一个学生，特别是一个也许不熟的学生是否有做主席的能力。而在我们制度下的现任主席，往往从上任开始就在积极谋划怎么把主席这个担子能仍出去。迫于不民主的压力，有点责任感的也不敢随便乱许人。于是，更专注点而已。 当然，这种手把手转位置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若其中某一任主席识人不明，或没有足够的责任心，秉着谁愿意当谁当的精神来做事，后面也容易引起连锁反应。 于是，喜欢装B的主席出现，也非偶然。 另，国内外媒体到学生广泛质疑的学生会做大使馆的应声筒，而干扰民意。也非偶然。 PS，小弟做主席期间就不曾主动鸟过大使馆，闹下不少亏空。当时觉得要独立，做纯粹的学生组织，现在想来，还是有点悔。不舔着脸去巴结，要经费，其实也是侵害了同学的利益.   参考：哥伦比亚大学对于明辉同学的“悼词”

张家康 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各种新思想如潮涌动，各色新派人物也纷纷登场，整个校园充满活力，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是，也会常常出现这样一副不和谐的图景：一位老者头戴瓜皮小帽，身穿枣红长袍与天青褂，斑斑油腻浸染其上，脑后拖着一根又细又长的辫子，此人便是民国闻人、一代怪杰辜鸿铭。他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其异行怪言，常常出人意料，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归 宗   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1856年7月19日，出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其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先祖约于清康熙初年移居台湾鹿港，后又于乾隆初年以劳工移民马来西亚。其曾祖父辜礼欢深得英殖民者的喜爱，并被推举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甲必丹（Captain）。他膝下有八男三女，其中较为有名的有辜国栋、辜安平、辜龙池等。辜龙池即是辜鸿铭的祖父，其子辜紫云即辜鸿铭的父亲，供职于牛汝莪橡胶园，勤劳刻苦，忠厚诚实，深得英国牧师布朗的信任，被委任为橡胶园的负责人。辜鸿铭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二等公民”的“贵族”之家。其母亲是西洋人。所以，他也自然烙下西洋母亲的印记，长得深眼隆鼻，脸部轮廓分明。他自小便聪明伶俐，很得布朗夫妇欢心，并收其为养子。   约在1867年，布朗夫妇离开马来西亚，将牛汝莪橡胶园委托给辜紫云代管，并征得辜紫云的同意，把辜鸿铭带到苏格兰读书。那年，辜鸿铭也只有十多岁。在中国留学史上，其出洋留学时间之早，年纪之小，能与之比肩者，恐怕寥寥无几。这段经历给辜鸿铭平添了几份夸耀的资本，他自称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辜鸿铭最早在苏格兰公学接受启蒙教育，之后，又进入爱丁堡文法学校。这所学校以教授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而知名。他精通多国语言，其最初的基础概源于此。辜鸿铭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著名的高等学府留学，获得文、哲、理、工、神等多个学位。   还是在巴黎大学时，一位老教授前来看望辜鸿铭。谈话中，这位教授对中国文明尤为赞赏，他说：“你们中国的《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可惜我不通中文，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所读到的是一些法文和拉丁文的翻译片断，虽然不全面，未能将《易经》的真价值全盘托出，但是《易经》哲学已经光芒万丈，炳如日月星辰！你只通西学不成，归国后要深入研究《易经》。”这位老教授的话给他以极大的启发，自此，辜鸿铭像着了魔似的，到处寻找西方人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从而确立起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道德基础的信心。他还在宿舍摆了个祭台，每日三次叩拜，祭奠自己的祖先。英国房东老太看辜鸿铭那副虔诚的样子，有意揶揄道： “你们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用你的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很不高兴地回敬道：“应该就在你们的主听到你们的祷告之声。你们的先人闻到你们所孝敬的花香的那个时候吧！”   1878年，辜鸿铭结束留学生活，又返回槟榔屿。不久，便受命到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工作。他虽然能领到不菲的薪水，过着优哉游哉的舒适的生活，可是心系中国，饱饫中国文化的雨露阳光，服务桑梓父老乡亲，才是他唯一的心愿。恰在此时，天假之缘，辜鸿铭与由印度回航途经新加坡的马建忠巧遇。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使辜鸿铭茅塞顿开，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青年时代即受西方影响，抛弃科举道路，致力于西学研究。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任过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通晓西洋的政治和学术，可以说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谈了很多很广，然而其主旨不外乎中国文化。这次会晤，可以说影响了辜鸿铭的一生，以至到了晚年，辜鸿铭在回忆此事时，还是那么的意犹未尽：   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会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虽然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了，但我并未进入中国思想文化深处，还仍遗留着“假洋人”习气。……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屿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这之后，他便在广州、云南、厦门、上海和香港游历。1884年7月，在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上，知府杨汝澍与辜鸿铭邂逅。此时，他正与一位德国人用德语交谈逻辑学，其间时而插入英语、拉丁语，而且，他的中文也讲得十分流利。杨汝澍十分惊奇，回去后立即通过广东巡抚赵凤昌，极力向两广总督张之洞举荐辜鸿铭。而张之洞也正网罗天下英才，立即派人往香港邀请辜鸿铭。自此，他便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张之洞的外交顾问秘书。这一干就是二十余年。张之洞对他多有赞誉，尝语人曰：“鸿铭精神满腹，的是杰出之才。”他也谨记张之洞的知遇之恩，时常感怀：“余为张文襄（即张之洞，作者注）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   奇 才   张之洞之所以礼聘辜鸿铭，所看重的正是其“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者也”。辜鸿铭的语言天赋，在近代中国可谓无出其右者。孙中山说：“中国有三个半精通英文者，一个辜鸿铭，一个伍朝枢，一个陈友仁。”可见，孙中山对其英文造诣的佩服之深。林语堂的赞誉更高，称“其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出其右者”。辜鸿铭还精通其他语种，诸如法、德、俄、日文和拉丁、希腊两门古语。他正是凭借着非凡的语言奇才，向西方社会译介中国传统文化。其著作大多以英文写成，且完稿后，又多以拉丁文命名，那古色古香的感觉，对西方读者更有吸引力。所以，现代西方著名汉学者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凡提到辜鸿铭时，都一致推崇他的英文水平。   1891年，俄罗斯皇太子与希腊王子结伴同游中国，他们一行来到武汉。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尽地主之谊，带着几个僚属前来迎接。辜鸿铭随同担任翻译。相见之后，俄皇太子用法语与张之洞交谈，而辜鸿铭则流利准确地予以翻译。随后，张之洞在晴川阁宴请俄皇太子、希腊王子一行。席间，俄皇太子又改用俄语，与希腊王子窃窃私语，对菜肴的卫生表示质疑。他们刚刚说完，只见辜鸿铭转过身来，笑着用俄语对他们说：“这些菜肴既新鲜又卫生，还望你们放心地尽兴尽量。”   听罢，他们的脸上立刻现出惊讶之色。宴罢，张之洞掏出鼻烟壶嗅吸，希腊王子不知何物，情不自禁地用希腊语问俄皇太子，没想到，辜鸿铭立即翻译给张之洞听，并把鼻烟壶取来，递给希腊王子，又用希腊语告诉他使用的方法。两位异邦“九千岁”当场片刻之间，听着一个东方人同时流利地操几国语言，顿时惊异得瞠目结舌，不知所云。   后来，当他们得知辜鸿铭的强项还不是这些语种时，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俄皇太子在离开武汉时，郑重其事地向辜鸿铭发出邀请，盼望他有机会游历俄罗斯。俄皇太子还将一块刻有皇冠的金表赠与辜鸿铭。武汉之行给俄皇太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逢人便说：“在武汉见张总督，那位翻译辜先生所通语言之多，是我遍历各国所难以找到的奇才。”   还是在德国留学时，他的德文水平便在当地传为佳话。一次，辜鸿铭乘坐火车由维也纳往柏林，与他同车厢对面而坐的三个德国青年，看他一身东方人的装束，且拖着一条小辫，便对他挤眉弄眼，窃窃评论。辜鸿铭佯装不懂，顺手抄起一份德文报纸，倒着看了起来。这下好了，那几个洋青年立即起哄：“瞧，这个土里土气的中国佬，竟然把报纸都拿倒了，还装得像真的似的，哈、哈、哈……”在一阵阵的嘲笑声中，只见他慢腾腾地挪起身，悠闲而又庄重地吐出一串字正腔圆、正宗地道的德语：“德国的文字太简单了。不倒着看有意思吗？不要说如此简单的东西，就是你们的圣人歌德的《浮士德》，我也能倒背如流。”他还真的背诵起歌德的语录来，以教训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洋青年。那几个洋青年已被羞得无地自容，火车一到站，便赶紧溜之大吉了。   他通晓多国语言，却从来不以为然，而最看重的还是汉语。他说，世界上最为伟大的语言有三种，一是汉语，一是希伯来语，一是古希腊语。当有洋人苦于汉语难学，出现畏难情绪时，他便好言相劝：“凡是美好的东西，都是不易学到的。”而当有洋人批评汉字繁难落后，为野蛮符号时，他便勃然变色，予以驳斥： “汉语乃心灵的语言，不像西方的语言那样，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儿童最易学会就是证明。你非难汉语，正是因为你所受的西方教育，忽视心灵开发的后遗症。说了你不要不高兴，以你这样愚顽不化的脑壳，要想学好汉语，那才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哩！”   说到辜鸿铭汉语的大有长进，必得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清末大儒沈曾植。初为张之洞幕僚时，辜鸿铭的汉语水平很低。凭着自己的语言天赋，辜鸿铭刻苦自修，好歹能读通儒家典籍。一天，沈曾植来张府贺寿，一向倨傲的他，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前去讨教。高谈阔论许久，沈曾植却一言不发。辜鸿铭好奇地问：“先生为何沉默不语。”沈曾植回答说：“你说的话我都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由此，辜鸿铭暗暗发下恒心，以二十年时光读中国书，“穷四书、五经之奥，兼涉群籍”。二十年时光弹指一挥间，功夫不负有心人，辜鸿铭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终于精益求精、融会贯通了。   还有人说，辜鸿铭凡所居住过的地方，都能说一口地道的当地方言，如厦门话、广东话、上海话、北京话，张口即是，与当地人毫无二致。这种语言天分，实在令人钦羡。   醇 … Continue reading →

今日世界，以卢梭的契约社会为根基的西方民主大行其道。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其成功做一番分析。 关于西方民主所导致商人社会，金钱社会，以利益至上的后丛林时代（文中稍后定义）的来临，其实也许并不是卢梭本人的理论失误。这一点 与马克思同志构建的无产阶级政权，因当权者以广大群众代表的身份强行代表民意而滋生的强权化，集权化的理论漏洞，和马克思同志当年所 没有想到的。而卢梭的契约社会所导致出后丛林利益法则，却应该卢梭意料之中的产物。想当年，卢梭同志整天跑去原始丛林看野人跳舞( 参 看，《论人类不平等之起源》序言部分），能鼓捣出什么东西，他自己还是清楚么？ 西方民主为契约社会筑基，由经济学的发展所推动，由西方民主的形式而最终成型。以经济学的逐利法则，构成了社会的本我，这个本我也是 人的本我，从来没有变过。以契约社会的组织方式，构成了社会的超我。以西方民主形成社会制度，即社会的自我。 当今世界的主流即是以这种方式运作。以经济学理论为根基，唯利益至上；以契约社会通过西方民主使商人和金钱（即利益）主宰社会权力。 此即为后丛林时代。利益，就是后丛林时代的唯一道德准则。也是唯一国际通行的衡量标准，即唯一国际道德（没有谈人道主义，因为那个实 在实在。。好吧，算人道主义一份，除此无他了）。 这种模式的弊端非常明显，商人社会，利益社会，民重利而轻节。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一词，沦丧殆尽。所以，往往西方国家行使这种模式的 时候，会附加传统道德做为补充，比如西方广发信仰的基督教。但，我要说。第一，这个道德模式，完全无体系可言。纯属拼凑。第二，公信 力有限，你的是你的，我的还是你的，当我傻子呢? 可是，这最后一点遮羞布，却必不可少，没有哪个国家不做爱国主义教育吧？可这个爱国 主义教育根基在哪？此一点，我国若想走此道路，可引以为鉴。（孔孟？老庄？仁义？忠信？君子?小人？宽容？感恩？总得找块布。） 但，不管如何说，这种模式，能用。 在下愚见，这种模式能够成功，在于卢梭的这种丛林利益法则，与他的契约社会有高度契合的可行性。契约本就是商人间千古的交往法则。而 西方民主使得，一：权力的争夺过程必须使用大量的金钱来赢得支持。二，在逐利模式之下，这样大量的投资必须有着高额的回报的可行性。 于是商人成为社会权力的控制者，社会权力会商人代言。社会的本我，自我与超我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统一。 下面来谈谈一点反面的。 卢梭的成功，马克思的失败，却不能说明卢梭比马克思伟大。卢梭与其说是一个社会制度的缔造者，不如说是一个投机者。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我在上文提到西方民主社会的超我，即道德约束时，有点含糊，也和附录的社会“三我”的描述并不相符。是的，小弟也确属无奈。因为卢梭 的这一套，本就是没有超我的。 把利益至上的丛林规则，直接在经济学的推动下形成社会的超我。然后以契约社会构建西方民主，去协调这本不需要协调的两者。自然一切契 合了。所有要说，西方民主社会，是一个没有超我，没有道德约束的社会。也就是我称之为，后丛林时代的原因，不光是因为它是个看猴子看 出来的制度。 今人广泛提“诚信”，讲商人的社会道德。其实在区区看看，诚信这类玩艺，在商人社会里面本就是为利益而生的必然抉择。说他是道德，还不 是说他是利益。有人说了，为什么像史玉柱这种没社会道德在渣滓（再次强调，有没高智商和是不是渣滓是两回事哈），在商人社会也能成功 呢？我只能说，前丛林时代了：（ 但，我们却由此可以得到一点启示。 单纯的新道德模式，不可独立发展并成型。唯有同时兼顾建立与其高度契合的制度的可能性。才能够最终形成一种有用的东西。不然只是空中 楼阁了。于诸位共勉。 附录（看此文必读）：以本我，自我，超我论社会道德（SunnyX）：http://sunnyx1222.spaces.live.com/blog/cns!3B6B9BBE7B693CE7!2662.entry爱国也是需要有牺牲精神的，驳爱国不爱党（SunnyX）：http://sunnyx1222.spaces.live.com/blog/cns!3B6B9BBE7B693CE7!2661.entry一些杂谈，从西藏独立谈开去 （SunnyX）：http://sunnyx1222.spaces.live.com/blog/cns!3B6B9BBE7B693CE7!2652.entry 另推荐一篇：突然想感慨下秦始皇（SunnyX）：http://sunnyx1222.spaces.live.com/blog/cns!3B6B9BBE7B693CE7!2660.entry

随便说一点。此帖的补充，关于何谓道德，何谓圣人立德，何谓道德的作用。参看本人前一篇文章：   一些杂谈，从西藏独立谈开去 — SunnyXhttp://sunnyx1222.spaces.live.com/blog/cns!3B6B9BBE7B693CE7!2652.entry（转载请注明作者）   佛洛伊德说，人有 本我 自我 超我 本我就是人的原始打砸抢的欲望，也就是丛林法则超我是人的道德，公共约束意识自我，是协调两者，以超我来压抑本我而展现出的面貌 自我也就人表现出的外在。   对社会而言，也有本我，超我，自我   本我，就是利益至上的丛林意识。超我，就是道德，社会规范自我，简而言之，就是制度   哲学家的终极理想是制定出社会的规则，就是道德，比如仁，比如义，比如感恩，比如宽容   社会学家的终极任务就是设计出与道德高度契合和社会制度，比如政教合一，比如君权神授，比如契约社会，比如西方民主。比如无产阶级政权   圣人的任务就是设计一个大约合理的，看起来有可行度的道德模式圣人的另外任务就是设计一个大约可以行驶的这个道德的社会制度   实践往往是圣人死后几百年的事，比如马克思，就失败了，但仅仅是失败了而已   告诉后人这有一条路，或者告诉后人哪些行不通哪些可以试一下。 一生足以。 注：无产阶级政权的理论失败，其实是由江泽民同志阐述出来的。。就是 代表论。 动不动就代表别人的利益，走下去的结果就是集权，专权，专制了三个代表嘛。。看看CCTV，就知道好好的一天啥事没干，就被别人代表了几百遍你的利益我就觉得 代表 这个词，把无产阶级政权的理论漏洞点的很透彻。 虽然这不是老江的意思因为他们说自己是占大多的无产阶级政权嘛，自然他们的意思那就是全国人民的意思后来就只代表权贵的利益了。。其实，政教合一开始的初衷也是好的。 比如你活佛本身是属于宗教体系的，自然要符合宗教教义来干活。结果，后来宗教领袖能够代神行谕，就整出活的神了。就比如中世纪欧洲，就比如达赖